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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莫斯

/总序 & 中译本导言

总序

学术并非都是绷着脸讲大道理，研究也不限于泡图书馆。有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研究者对一个地方、一群人感兴趣，怀着浪漫的想象跑到那里生活，在与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们生活的故事，最后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开始有条有理地叙述那里的所见所闻——很遗憾，人类学的这种研究路径在中国还是很冷清。

这个群体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被期望扮演多少不同的角色，都有一个本分，就是把呈现“社会事实”作为职业的基础。

这些大杂烩的内容可以被归入一个文体，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它们在风格上的异域情调（exotic）或新异感，二是它们表征着一个有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或民族精神）的群体（族群）。

民族志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即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这些学科本来就擅长定性研究，它们引入民族志的定性研究，使它们能够以整体的（holistic）观念去看待对象，并把对象在经验材料的层次整体性地呈现在文章里。

现代国家需要知道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事实，并且是超越个人随意性的事实。民族志是顺应现代社会的这种知识需要而获得发展机会的。通过专门训练的学者群体呈现社会各方的“事”，使之作为公共知识，作为公共舆论的根据，这为各种行动者提供了共同感知、共同想象的社会知识。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是在极大地超越个人直观经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展开的，由专业群体在深入调查后提供广泛的社会事实就成为现代社会良性化运作的一个条件。

社会需要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码的对社会事实的共识。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有事实就出议题，有议题就能够产生共同思想。看到思想的表达，才见到人之成为人；在共同思想中才见到社会。

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民族志学者以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他在社会中、在现实中、在百姓中、在常人生活中观察文化如何被表现出来。他通过对社会的把握而呈现一种文化，或者说他借助对于一种文化的认识而呈现一个社会。如果民族志写作持续地进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丰富性就有较大的机会被呈现出来，一度被僵化、刻板化、污名化的文化就有较大的机会尽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述，生在其中的人民就有较大的机会由此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并容易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拥有较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各种更多的机会。

中译本序言

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种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民族志素材加以汇总与综合的能力，使《礼物》一书具备了无与伦比的丰富性。由于这个首要的、基本的原因，这位并非民族学家的民族学家的文本，才对社会学、哲学乃至经济学都如此重要。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学科的起点都必然是某种人类学，也就是对于人及其深层动机的某种表象，例如经济学中的“经济人”（homo œconomicus）。不过，这些学科（甚至社会学也不例外）对人的看法，往往是出于单纯思辨的，是先验的（a priori），是为了满足本学科的特定论证风格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正是莫斯以对成百上千个社会的研究为基础，第一次勾勒出了一种经验的、非思辨的人类学。

导言-莫斯其人

尽管莫斯的专业是民族学和原始宗教的比较史，但其研究均是从涂尔干学派的一般社会学出发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莫斯以一人一身，凝聚并体现了由圣西门和孔德开启，而后由涂尔干加以系统化的整个法国社会学传统，这一传统与（韦伯和西美尔的）德国社会学传统，以及（芝加哥学派、杜威和帕森斯的）美国社会学传统鼎足而三。

由于他始终想保持一种年轻人的新鲜感、一种业余爱好者的角度，甚至是兴趣广泛但又浅尝辄止的游戏心态，他不可能有很多时间长期潜心研究某一个特定主题。他的学术生涯因而既光彩照人，又倏忽多变。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莫斯与涂尔干合著的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分类的几种原始形式》（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1905），这无疑是涂尔干的巨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1912）得以成就的最初模型，同时也为日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或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对古式思维范畴的结构主义研究提供了典范。

导言-《礼物》其书

莫斯文笔之简洁及其对抽象的坚决排斥，恰恰造成了另一项阅读困难。可能读过一遍甚至两遍之后都不太容易体会出，在表面上纯粹的经验研究的长篇报告背后，事实上还有一个极其丰富和有力的理论体系，只是它隐而未彰。这也正是莫斯的能见度不高的另一原因：他并不构造任何显白的社会学体系，好让人们能够方便地在大学的课堂上讲授。……对于他所用心的宏大主题，他差不多已经把可说的都说了，可是他又不明言他论述了这个问题。只有当我们试图替他言说的时候，我们才发觉他早就说过了！

《礼物》一书宣称，其宗旨在于对交换与契约进行某种考古学研究。通过对斯堪的纳维亚、西北美洲和美拉尼西亚等地古代世界的资料汇总，此书确立了这一命题：人类社会原本没有市场、买卖、互赠（donnant-donnant）或易物贸易（troc），甚至于，连契约也没有。这一发现显然对于西方政治哲学从霍布斯开始，经由洛克、卢梭、斯宾诺莎和康德直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形成的那种传统意义重大，因为这类政治哲学都主张，至少在规范的层面上，社会的根基在于原初的社会契约。既无市场，亦无契约——那么，到底有什么呢？有的就是礼物。正如莫斯在《礼物》一书中开门见山所指出的，“交换与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理论上这是自愿的，但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如果我们更扼要地重新表述一下，这就是：古式社会的基础在于给予、接受和回报这三重义务。这个基础不是交换，而是“交换—礼物”（échange-don）或者说“礼物—交换”（don-échange，莫斯曾同时采用这两种表述）。其基础不是契约，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法国共和主义的形成影响甚巨的、以雷翁·布尔热瓦（Léon Bourgeois）和阿尔弗雷德·富耶（Alfred Fouillée）为代表的“社会连带主义学派”（école solidariste）所说的“准契约”（quasi-contrat）。

古式的礼物体系是总体的，是因为参与交换的并不是个体，而是这些个体的中介，即整个家庭或整个氏族。与此同时，这种礼物体系也构成了莫斯所说的“总体社会现象”，社会的各个维度在这类现象中紧密交叠。

莫斯所阐发的三个主要案例是：（一）主要由博厄斯加以描述的、从温哥华到阿拉斯加的西北美洲部落的著名的“夸富宴”（potlatch）；（二）由马林诺夫斯基在其《西太平洋上的亚尔古英雄》中所报告的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直到新几内亚东北）实行的“库拉”（kula）贸易；（三）新西兰的毛利人的珍贵之物“通家（taonga）”的交换。

礼物之灵也就是最初的送礼者之灵。这一假设的必然推论是：在这些社会中不存在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纯然分离。古式世界是一个完全人格化的世界。从而，莫斯得出论断：赠与时给出的是自我的某种成分，予人就是予己。

导言-对莫斯的解读

以划分理想型的方式，可以区分出阅读《礼物》的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经济学主义的理解，只把礼物当作是对经济利益的遮掩，是某种以社会方式建构的虚伪。第二种理解或可称之为“不存在主义”的，也就是拒绝就莫斯所报告的事实来讨论礼物，或者只打算承认莫斯的礼物仅存在于非常有限的地域和时期。第三种诠释承认礼物作为事实确实存在，但却倾向于把这些事实看作是更为深刻、更为原初的某种实在的结果，如祭祀、交换或债务。相反地，我则相信——这代表的也就是第四种可能的立场——应当承认莫斯所发掘出来的礼物体系具有原初性社会事实的特征，就此而言，它只能以自身解释自身，而不能用其他事物加以解释，也不能归诸宗教、经济之类所谓更为深刻的实在；相反，恰恰是礼物体系，才恰当地揭示了这些实在。

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很精彩，然而却是以遗忘为代价的，这就是他最早的批评者、哲学家克洛德·勒福尔要说的：这种解释“忘记了男人之间的争斗”。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中，礼物本身也消解在交换当中了。

最后，布尔迪厄试图在礼物中找到积累“符号资本”的方式。所谓符号资本，就是威望的资本，它同时兼为积累经济资本的面具、时机和迂回方式。

导言-从莫斯到《莫斯评论》

我们回到莫斯《礼物》的初衷是要批判功利主义，但我们逐渐发现，我们低估了这本书的丰富性。实际上，《礼物》中隐藏着一些珍宝，恰恰构成了一般社会学的必要基础。因而，《莫斯评论》致力于推展的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礼物范式”（paradigme du don），就是要把社会看作是其成员做出给予或不给予的种种决定的合力，看作是由莫斯揭示出的“给予—接受—回报”循环和“收取—拒绝—留存”的补充循环之不断变动的综合结果。每一次、在每一关口，关键都是要做出决定，是要从战到和还是从和到战，是要从个体利益转向共同利益，还是从共同利益转向个体利益。

首要一点，可能也是最难以理解的一点，就是莫斯所重构的礼物，至少就其出发点而言，与仁慈、善心或利他主义毫不相干。赠礼首先是一种政治行动，不折不扣的政治行动，是要通过这一行动从战争、敌对过渡到联盟、和平。

其次，各种功利主义或理性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大缺陷，就在于它们都预先假定人只遵从一种动机，即个人利益。这些理论都是单向度的。认真阅读《礼物》的读者将会发现，书中提出了一种远为有力和可信的四维理论，揭示出我们并不仅仅遵从唯一的动机，而是两两相对的四种动机：一方面当然有为己的利益，但同时也有为他的利益（即对他人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和生物的）义务和自由—创造。

再次，莫斯在社会学领域得到承认的一大障碍，在于他的结论都建立在对古式社会的研究的基础之上。

最后，在莫斯眼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他的道德结论和政治学结论。通过对古式赠礼的发掘，莫斯相信他揭示出了他所说的“永恒的道德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