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

《癌症楼》索尔仁尼琴

对索尔仁尼琴感兴趣是因为《古拉格群岛》。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先读了这本。

大量医患角色围绕着两条线：一个严酷的等待春天的时代；一视同仁的与死亡相连的疾病。

时代是一次大的清洗。有人因态度不端而被捕，被流放，失去自由民的身份，在病房里竟寻回一些自由与权利，尽管这是他人习以为常的、不屑的；有人身为干部，不受任何强硬的压迫，几乎是幸运地能够坚定捍卫规则与制度、享受纯粹的信仰，大谈稳固结构的必要性，为伟人逝世时没能得到足够的赞美而怨愤；有人被不断驱逐，在知识分子领域节节败退，为了家人与自己而选择妥协、选择背叛人格，失去妻子，被孩子鄙视，身患令人失去尊严的癌症，在这里沉默而苦涩地找寻一种为人和生存的信念。

同一个社会里天差地别的人，有人被迫流落到癌症楼，有人想尽办法挤进了癌症楼，身份与命运不同，却平等地面对一件事：死亡的阴影。这又是一次无情的洗牌。最有趣的是，病与死带来的感知对于出身不同境遇的人来说如此迥异。

在癌症面前，鲁萨诺夫任何以往的官职与成就都不再是财富和荣誉，因为它们不能阻止死神的审判，不能为他美言几句。他这才意识到，脱去社会身份的盔甲，独自面对个体的困难是多么无力。一个肿瘤卡在脖子上，人或许不愿再好奇地眺望，不愿再表达——濒死的可能性、连绵的疼痛，这些生物性的因素将人的命运和欲望死死扼住了。疾病剥夺了他原享有的诸多权力，剥夺了他曾认为天经地义的优越感。这几乎让他恼羞成怒。在病房里受到的诸多冷遇与不服从，更让他暴露出茫然无措。

在奥列格身上，疾病带来相反的东西：他重新感受自由，仿佛终于重见光明的盲者。一个卑贱的永久性的流放犯人，怀揣说出来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冤屈，没有地方收留他（最可笑的是，归所都没有的绝境里，竟然凑巧看成了一次芭蕾表演），靠着死皮赖脸才争取到进医院的机会。他早已将自己的人生定性：已经被毁了，而自己生了病，不能活到新的春天。进入癌症楼以后，“诚然，这生活并没向他许诺任何所谓美好的东西，也没许诺这座大城市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住宅、财产、事业上的成就、金钱。但是倒能带来他始终懂得珍惜的自在之乐：不必等候口令就可以在大地上迈步的权利；独自待会儿的权利；眺望星星、凝视灯光照不到的空间的权利；夜间熄灯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星期日休息的权利；在江河里游泳的权利。”（全书最喜欢的几个段落之一~）新的生活甚至使他作为人（尤其是“男人”这个角色）的欲望与期盼全都复苏了。

时代与革命能做到的，疾病也可以。人是脆弱的，无论处于社会中还是自然中，都太容易被击倒、颠覆、毁灭，难以把握自己。人的一生是在这些不可控制的因素中跌宕起伏的。

结尾两章是完全没料想到的内容，说实话我本来还以为是以病房中的各色人生落幕。但看了又在想：就该是这样，太完美了。“创世的第一天”“也是最后的一天”，配合标题，实在巧妙。

奥列格在癌症楼里终于拼凑出的自由民的自信，一个不再被流放和鄙夷的身份认知，在出院回归社会后被立刻击碎了。对货币和商品缺乏概念，这是一种耻辱，而最大的耻辱竟然是：不知道衬衣和领口的型号。他过往的生活不允许他记住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这种奢侈显出他的窘迫和低贱，他几乎痛恨他人的安逸。他从商场里落荒而逃。他被驱逐他的这个真实社会的复杂性击垮了：他仍是那个被社会驱逐的、被关押在劳改营的犯人；他对状似温馨的社会怀有极端偏见；他看所有的动物，只能看到一个被监禁的、没有尊严、权利不被任何人捍卫的自己，几乎发疯。曾愿意收留他的医生（他寻回欲望的对象）的家没能成为他新的归所。他放弃了，决定去车站，想要回到来时的地方，却被告知那个车站是不存在的。他的归所为何不存在，到最终也没有交代，我们也不知道他奔赴了怎样的人生。

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尖朝下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其实读的时候有很多想法，但太懒了，没记。最后只能挑一些印象深刻的内容零散说说。

怎样才算有价值的生存，治疗到哪一步算没有意义、不如去死，自己生命的本质在哪里，患者和医生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医生当然觉得挽留生命是最重要的。但割去一条腿，或失去有重要意义的身体部分，有可能比死亡还难以接受。很喜欢阿霞的剧情：第一次出场时，她以为自己只是来做一次简单的检测，很快就会离开，表现得充满生命力和信心，奉劝别人说，决不能为了治病失去一条腿，失去运动的权利！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简单，因为“她没有经历过疾病、疼痛、折磨、吃不下和睡不着的任何一个阶段，还没有失去娇嫩的容光和红润的脸色，她只不过是从那些个健身厅和练舞场上跑来作三天检查的”。而当她亲自体验过疾病的折磨，得知自己将要失去一侧乳房，事情又变得不同了。设计很有趣。

柳德米拉的剧情也非常喜欢。作为最可靠的医生，诸多医患的“妈妈”，肿瘤病专家，她在多年的经验中逐渐变得麻木冷静（当然仍然有坚定的信念），而当疾病的噩运降临到自己身上，她感到“世间事物的整个序列都颠倒了”，“出入病房又好像有一种被剥夺了医生权利的感觉，好像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事而被取消了资格似的”。健康是一种特权，而建立在自身健康基础上的冷静、平和、理性，在自身患病时都变得不堪一击了。三十二章的描写太精妙了。

不过印象最深刻、最受震撼的是三十一章“市场偶像”，关于奥列格和“猫头鹰”的对话。看得要流泪了。猫头鹰引了普希金的诗：“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无论在哪一种自然领域里，人都无非是暴君、叛徒或囚犯。”人民并非愚蠢到听信所有的号令，他说，“人民是聪明的，而且要活下去。大多数的人信守着这样一条原则：熬过一切，活下去！”而当他回顾自己被意识形态与社会动荡裹挟、不得不俯首沉默的人生，感到充满了背叛者的屈辱和痛苦。他背叛了信仰，背叛了人格，只为了能够尽量体面安全地活下去。

“普希金的诗里甚至没有给傻瓜留下一席地位，尽管他知道，世上随时可以遇到傻瓜。不，我们只能在三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没有坐过牢，而且，确信自己不是暴君，那就是说……”舒卢宾凄然一笑，咳嗽起来，“那就是说……”

读到这里真是心都碎了。一整段感染力都很强。或许他宁愿自己是傻瓜，是暴君，是囚犯，也唯独不愿意承担叛徒的罪恶，终身的愧疚与鄙夷。联想到《1984》里那句：“栗树荫下，你出卖我，我出卖你”。简短的场景和留白直接把我扎穿了，记了好多年。无话可说的酸楚。

奥列格的立场不同，他是被剥夺权力的囚犯，觉得安逸的人生才是求之不得。他安慰猫头鹰：“在暴风雨中树木被折断，而草只是倒伏，难道能说小草出卖了大树？刚才您自己就说过：熬过去——这就是人民的守则。”想要活下去总是无罪的。但这样一个时代实在是太令人痛苦了。

还有一个场景触动我很深。奥列格问一个陷入绝境的女人为什么读法国小说。女人回答说，那样不会感到痛苦。因为那时的法国小说描绘的生活，是身处动荡中的人难以企及的美好。奥列格问：当成麻醉剂？她说：当成恩赐。可是这短暂的逃避背后是更深切的痛苦：“我从哪本书里可以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难道说真的要过一百年不成？”“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只不过今天仍在受苦受难的活人与他们全不相干。”

真实的苦难如果被掩埋，被忽视，被因为追求享乐而逃避，这种痛苦将是恒久的。

想起前阵子看见覃老师微博发一条《如何遏制女性写作》的内容：

在写给Susan Koppelman的一封信里，女权主义科幻作者Joanna Russ问一个年轻的女权主义评论家：“她的愤怒在哪里？”并接着说：“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会信任任何不愤怒的人。”

人需要娱乐，需要宽慰，当然是的，因为有时候现实的痛苦和沉闷叫人难以忍受。然而也正是因此，正因为逃避是人们无可指摘的本性，所以一切不够愤怒、不够坚决的人，永远不能成为值得信赖和托付的同伴。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悲的困境。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始终昂扬前进。

就像奥列格和猫头鹰说的，熬过去，这就是多数人的守则。逃避和背叛究竟可不可耻，这又要取决于不同的心灵。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力的。

快读完时和B聊，看陀氏和索尔仁尼琴，愈发确信经历苦难的人在作品中是藏不住的。描绘的内容，笔触，感受性，对这类感受的思索的力度，差距太大了。世上有很多轻盈的美好，有轻盈的爱法，但是某些人无法这样去呈现，因为苦难是刻在皮肉上和灵魂里的东西。沉重的疼痛把人的感知和文字都缚在地上，是萧索又严酷的。

很重要的题外话：

因为俄国人的名字花样很多（《罪与罚》读到最后我才知道拉祖米欣全名里根本没有“拉祖米欣”），加上我记性特别差，所以直到中段才把一些名字整合成一个人，非常迷惑。比如：啊？鲁萨诺夫是尼古拉耶维奇？啊？奥列格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啊？东佐娃就是柳德米拉？薇加和汉加尔特是同一个人？卓娅就是卓娅，没有别的名字了吗？

前期肯定因为这个错过了很多信息，很可惜。而且真的好蠢啊我。感觉网上应该有很多辅助阅读的笔记，比如病房信息、角色名单整理之类的。下次再读类似的书一定先老老实实看一眼别人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