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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不和你聊天，我从去年10月份开始陆续攒了很多话要告诉你。你就当做是过期信箱吧。有些事其实我自己也不记得了。
你知道我和医生单方面吵架的那天。我没有对你细说的是，挂断电话后，我在房间里哭，等到晚上和邻居见面时，我话说了一半、只是想停下来捂一下眼睛，却又开始流眼泪。我完全没有想到会这样。
夜里阿龟给我了打电话。那阵子她刚刚从搬去新住所的喜悦里再次陷入抑郁，抵触写论文、上课和教学，在床上邋遢地吃饭，和我说话时还把床单弄脏了。语音里，我开玩笑说，这次我们的周期终于错开了，真是难得。因为我当时并没有重视那通失败的电话以及我意外的情绪反应，我说，它除了侮辱性极强以外没有任何作用。这是认真的。我很瞧不起它。
后来那天我没能顺利做检查，九点钟回到家，换了睡衣躺回床上。你知道我几乎不补觉，无论睡眠时间是四小时还是六小时，我也不需要设闹钟，因为我总能在任何重要事件前自然惊醒。但我居然一觉睡到下午。我做很多梦，梦见我依然是学生，老师站在一旁看着我吃饭。我像一个智障儿童一样把猪排和裙带菜都夹到桌上，似乎并不能理解吃饭这件事在现实中的意义和步骤，酱汁淌了一桌。老师（或许是我高一的化学老师，但其实她从没这样对待过我，真对不起）刻薄地说我是个怪胎，非常愚蠢，让人难以忍受。我不知道梦里我是如何克服那个场景的。我和旁边的一个陌生朋友离开了，无事发生似的大笑着聊天，前往一个封闭的地下室。那里也有一些交谈，可能关乎我对自己的认知与想象，比如我是否有勇气幻想未来。
现实里的邻居来敲门，想要喊我一起去上课。我或许是醒了，或许没有，我看见窗外已经黑了，但实际上是中午，我分辨不出时间顺序，因为我记忆中的两个画面是同时存在的。（黑夜的窗前我同样躺在床上，以梦里罕见的确定性想着：我是个废物，一顿饭要吃10个小时，从天亮吃到天黑。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去面对窗外的任何东西了。）我认出了现实的那扇窗户，知道现在是白天，我还有课要上，然后爬起来开门。我听见二狗的声音也在门后（可能是从厨房冲出来的），还是那么洪亮，说，吓死我了！还以为怎么了。
我边换衣服边想自己为什么没有睡醒。肯定不只是因为做梦。大概是我在躺下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要上课，所以我身体里那个天然闹钟顺从地失效了。它知道我根本就没想被提醒。路上我又在想自己为什么会做这种梦。有可能你已经理解了，因为你知道我如何以最单调的方式总结过去这些年。它和这个梦之间有种明显的对照，明显到让我汗颜。
被羞辱的梦，这是一个常见的标志，在我的生活里时常出现，并且总是对应一些刺激性的节点。而再回望，或许对那通电话的反应也是因为它勾起了那些自尊受损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唤醒了我的耻感和恐惧。我意识到那几天自己身处的无法理解的茫然，即我更加难以读取现实的信息。现实似乎溶解了。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我对自己，对事物，对能够感知的一切好像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如何存在于现实之中，像是一个刚出生的人，灵魂迫降在这具身体里。
听起来肯定很荒谬，至少很夸张。这样描述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点害羞。但我找不到更准确的说法了。而且这时候我身边没有医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是丢脸的。当然不是因为意外地在别人面前哭，或者搞砸事情，而是我恰巧作为对此有一点知识的人，看见这些机制如何也在自己身上运作。我看见我是多么无法摆脱以这种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被轻视和嘲讽的恐惧，并且当它被一个其实完全不同的场景激发以后，我的情绪和意识又是怎样飞速地逃离，仅仅为了避免更清晰的那部分伤害。这一连串变化发生得太连贯，简直是毫无遮掩，不给你什么找补或自我安慰的余地。
亲历者和反思者真不该是同一个人，实在不可忍受。它让我感到自己的脆弱好像不会有任何改变，感到自己更可憎，也像是在说明，平稳是一种表象，并不值得喜悦和安心，因为那只是依托于一个暂时安全的环境，承受不了哪怕是很轻微的震动。我一如既往地，无谓地，把那些场景、记忆、感受，以不应当的方式联系起来。我觉得很丢脸，很沮丧，感到了强烈的无能。
刚才我说“身份”。可以是社会身份，或者所谓的你如何认知自己。有趣的一个问题是你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解构它。身份认同难以仅凭自身建立，就像我们总将在群体中显得独特的某些事件和性质当作标签，哪怕是在一次功利的自我描述里。有时候它不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塑造，而是我们以此筛选信息，那些更高效的信息。我们不常说“我是一个人类”，因为对方显然也是。它是无效的，在许多规则中非常滑稽，比如，你不会在严肃的面试里说这句话，而只会把它当作玩笑（假设玩笑的对象能理解你的幽默）。那么如何使我，或者我们，我们所有人，对包括自己的一切事物的认知框架发生变化呢。我在讲座或课堂上就在想，当我们没入那样一个群体，这些尖锐的成分就会消失。它不再是尖锐的了。就像你是人类一样不值一提。你不刻意避免它，而是你完全无法将它从复杂的现实里提取出来，它隐在环境里就仿佛是环境的一部分。你感到刺痛，很多时候因为别人平滑的表皮让你那根诡异的角看起来完全不该存在。所以你就成为了一个长角的人，如果你非要描述自己的处境和特征的话。
当然有的事情无论在哪里都很痛，因为很多境遇不仅是一种建构，更是现实中的触感。就好像你呼吸时感到有痰，伸手时感到缺了一根指头，走路时感到畸形骨骼摩擦的钝痛，视物时感到令人惊慌的模糊。困境，或大或小，真实地存在。只是当你不够敏锐，当这体验足够长久，可能你无法再分辨哪些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因为它那么普通，就是普通的你的生活。因为你并不真正知道别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这好像很矛盾：你既需要一个能够消磨你异物感的支持性的社群，却又需要那份陌异将它本身凸显出来，让你有掌握你自己的机会。你要有关于体验的知识，要理解它，然后才有可能控制它。
如果你长了痔疮，你不会认为自己需要为此丢掉工作、被朋友唾弃、不容于社会，因为你知道很多人都长痔疮，这不是恐怖到“那个”地步的病（这又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评价这些现象和概念），它丝毫不会威胁你的自我认同，这种安逸感在你意识到它的“本质”后就扎根在你的意识里了；而因为你能够意识到那是个痔疮——它确实有别于一个完全健康的屁股，使你有所损伤——你能够去缓解和治愈它，你不会终生活在太过激烈的疼痛之中，不会在错误的加剧中变得更糟，糟到无可救药。所以你要去理解这个危机，要利用这份知识去抗争，但又不能因对危机有所认识而受困，困于恐惧和自我阉割。
这意味着世上所有的心理危机最好都像痔疮一样处于这个区间。多艰难啊。
龟子偶尔问我好不好。这问题太难回答了，说实话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回答。以前我说，还不错，可是；现在我说，不好，可是。我不好，可是我还能做事。我会变好的——所以就也还好吧。在很多毫无理由地绝望的时刻，大量的行动让你觉得，事情总会有那么一些机遇吧、理论上说总会有的吧……哪怕此刻你全部的感知都在试图说服你“没有”。
这是我这一年从新生活、从与你们的交谈中形成的新习惯。我记得以前每当我对任何一件小事自省，把它和我以往所有的错误与缺陷联系起来，试图攻击自己并产生一个新的结论的时候，龟子都会打断我，说，“那些一点也不重要，关键是你现在要做什么？”
这次依然是这样。我躺在床上接到她的电话，她像是害怕我和前些年一样因受辱陷入自怨自艾似的，多次说，“我知道这很恶心，真的很恶心。我也遇见过。所以你现在准备怎么办？”谢谢她如此明显的努力，也想叫她不用那么担心，我已经在她的逼迫下换了一种生存哲学。我变得不要脸了，只不过还比不上她。
我曾经感到不适，因为自省是我每个时刻的伴侣，好像我离了它就不知道如何视物与思考。你怎么能从我这里剥夺它呢？但事实就是这样：你行动，你影响现实，你对自己有了新的判断——然后在你行动前那被打断而省略的自省是不是就显得偏颇和无知、毫无必要了呢，毕竟它们都不再适用于新的情境和新的你了。你对尚未实现的行动中的那个自己知之甚少，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会不断创造新的现实以供你认识，飞跃得远比回顾更快。你最好永远追不上自己前进的速度，永远感到认不清自己，因为你保持变化。我想，对于我们这样原本就容易驻足彷徨、不习惯横冲直撞的人来说，安全的做法应是不给思虑留过多余地，只将其当作止步不前时的攻坚手段。先去行动。可能我们的行动其实匮乏到根本不需要透支智慧，而思虑反倒成了逃避行动的理由，沦为被痛苦装点的梦乡。
去年年底她这样总结：you don't need emotional control, you need a win. 这似乎还是她从电视上看来的，非常中意，于是几次在语音和文字交流里对我强调。现在我们知道它对于上个阶段，甚至这个阶段的我来说确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太像了，她太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单纯纠结你“是”什么是很低效的，不要在这种容易倒在后现代迷思中的问题上花费太多时间，至少在投入行动之前不要。因为不行动就永远没什么东西可“是”。在真正恳切地付出之前没有必要困于理念。
无知是我们近几年聊到毫无新鲜感的一个话题。你知道有很多人把尊重当作一种纯粹的意愿，一种品德与心性。但我觉得那太荒唐了。如果你没有“知识”，即你对现实的体验、认识、想象，你不会理解，不会拥有推己及人的基本条件，你就只能洗脑般地为他人和自己立下禁令，而无知的傲慢在尽管可能是最真诚的自我牺牲式的“尊重”里仍然格外明显，甚至反而格外明显。
很搞笑的是促使我意识到这回事的契机：我曾看见一位网友评论某乱象，试图分析它的某种内核。我理解那个视角和后续的分析路径，但很尴尬，文章的第一段就对我自身所处的、对作者来说属于未曾了解并抱有敌意的外群体相当不尊重，使用了过于粗暴草率的定义，于是之后的所有文字都变得非常微妙。你绝不能说那是恶意的、缺乏教养的、不包容的，甚至我能感受到作者于另一立场为其他群体发声的意图，那些情绪是诚恳动人的。
然后我意识到我们是一样的，事情也总是一样的。我们无法彻底摆脱无知，也无法摆脱建立在无知上的片面与偏见，它们让你的任何主张都无法做到同时对所有人都友好，而这种冒犯会在脱离了与你共享认知结构的“主流”群体的那个瞬间败露无疑。
大概这也是为什么少数群体总是需要以不体面的、被质疑的方式发声，无论是什么维度的“少数”，因为群体能够掩盖太多的无知，它们在人群之中藏匿得太过和谐了。而当“少数”什么时候能拥有这种幸福的傲慢，即他们凭借这种少数竟然也能高枕无忧、从不体会被多数欺压时。他们有条件永远包裹在少数的城墙之中，不受差异的冲击，或者可以蔑视差异。你能够想象一些语境了。
无知的可怕之处在于你甚至不能意识到自己将在哪里出现漏洞，因为你从未知道那些事实，也未曾体验过它的刺痛。这些不是所谓意愿能够解决的。我说它是一种邪恶，但我仍和以前一样认为其中没有真正的错误，唯一必须摒弃的是对绝对而飘渺的道德概念的追捧以及自满。真切地去知晓和体会更多事物才能够消除“知识”匮乏导致的诸多恶果。
而最重要的是，沉默并不会比发出偶尔刺耳的声音更妥当，因为尝试比回避值得赞许，只要你仍在行进之中，你发誓自己不会在这里停下。所以你可以称它为对善良的追求吗？即使这种定义可能不被接纳。
你可能记得，龟子分享读博前那几年的心得时讲，那些教授帮她缓慢地戒掉了自卑，摆脱了表达中大量自我质疑的语言习惯。她学着更加勇敢，确凿，果断地表达自己，而在这种习惯之后，就连思想也逐渐被放开了钳制。她在2021年为了鼓励我又说起这件事，即语言自身的力量（说力量不准确，你换一个语种来理解更好）。可是那些细节，你仔细想一想，似乎正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表达谦卑美德的方式。如果你从不以此包裹自己，人们很容易觉得你狂傲，随后觉得你的所有言行都显得非常可恶。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因为对某种美德的标榜总会形成规训，它让你感到不这样做就是危险的，感到离群的惭愧和慌张，而不守规矩的那个人不免有些面目可憎。
我们的文化好像痛恨这种“狂”。如果你说得确凿，不表现出迟疑，不把自己贬低一通，不为所有潜在的看客搭好肆意驳斥的空间，那就证明了你的浅薄，傲慢和道德败坏。你观察，思索，说话，同时你要取悦所有人，像个优雅博学的奴才，否则你就是失败和需要矫正的。
这种诡异在于它把包容的责任转嫁到了应被包容的个体思想上——不是所有人都应有包容的目光和心绪，而是所有人在开口的那一刻、在成为承受目光和心绪的客体的那一刻，就必须保证自己符合所有规则。这不可能。这是一种阴险的治理策略。它是隐形的，或者说，它那么实在，却像天幕一样理所当然地悬在人们头顶，我们惯于无视它。而它背后从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它让人把非凡的天赋用于包裹而非突破。
我现在极其厌烦这种默许，厌烦某些土壤栽培出的“好人瘾”。
之前重看JP的课程，看到心理学对语言系统的解释，他说，小说家的写作也受限于认知——多数时候在人们不曾意识到的情况下——如果作者们不设想自己与读者拥有相似的直觉、感知与思维模式，叙述就会被无穷的倒退性的解释取代，人们会迷失其中。我那时想，那么如果是清晰地意识到隔阂，并且对此怀有深深的恐惧呢？恐惧的尽头是什么？是不是只有放弃表达？
进行独自的表达是如此需要勇气。要么迟钝，要么超越一切地勇敢。然后放弃无穷的解释，放弃对解释得不够周全的担忧，放弃对周全的理想和苦思。因为当你面对不曾设想的隔阂时，任何解释依旧苍白。
我记得某个夏日我走向地铁站，我质问自己，解释的目的是什么，为解释而服务的思维是为了什么？为了满足你所能想象，也就是你认为自己有可能触及的群体的认知？这就是你想要的？让那些人能够读你的意思，尽量不误读误解？然后呢？驯服了这个山头，你感到满足吗？这种对契合的测试难道会有终点吗？你就是为了与这些人对话才表达的吗？
这个场景清晰得足以被我记得，因为我太热了，觉得恶心，这种恶心又和我厌恶的情绪搅在了一起。就像你会记得生活中某个极其愤怒糟糕的时刻。那时我骤然产生了放弃这一切的勇气。然而回到家，当我试图使用语言，我再次退缩了。
我想象其中的语义，想象基于不同的现实与感受形成的截然不同的联想，想象我如何无法穷尽它，无法应对它，我又感到表达是一件疯狂的，甚至猥琐的事。它比赤身裸体更赤裸，尤其是当你知道环境有多么危险。光是想象有一个人读我的话，无意识地、就像视物那样自然地对此产生了理解、想象和感受，我就觉得恶心。我为我仍然那么偏激感到可惜。但显然这就是我的问题本身，我只能携带着它，像含着病毒继续呼吸。
11月中旬，我终于拿到珍贵的处方单。那天你说“太棒了”，但我又当你是在顺势放屁。对不起，你知道我一贯无视你的夸奖，因为我做什么你都觉得很棒。就像以前我们说起我依然很讨厌猫，以及你家那只爱捣乱的笨猫——不知道是怎么走向这种类比的——你说，如果是我的话，跑到桌上把杯子碰掉也没关系。
太没有原则了。我简直怀疑就算我说些要被拉去枪毙的话，你也会接受。直到龟子说，太棒了，你自己搞定了这么难的事。我很震惊。这时候我发现原来你也不是在放屁。难道这件事真的值得高兴，值得认为自己完成了那么“一件事”吗？她很无语似的：就是很不容易，你把这个刻在心里。
那几个小时里，我的确很高兴。甚至我走在去邮局的路上，觉得最近开始模糊的视线也清亮了一些。我轻松起来，然后为自己如此容易被影响操控的情绪感到羞耻。你看，我的身上没有什么稳定可言，那一通没有重量的电话就让我应激，紧接着又出现了更多症状，最可怕的是，你并不能判断，那是由于连贯的因果还是因为中断治疗。
就在这封信的开始，我说，当时我意识到那些症状是因为那次交谈的刺激。或许吧。可是这时候又有了新的可能：如果只是因为停药了呢？如果只是因为停了药，那些曾经非常熟悉、现在却因享受了半年较安逸的健康而忘记、也因为忘记才能够注意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了。或许就只是再次发生了。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非常痛苦。
那时候二狗站在我房间里，看我对着翻译器阅读说明书。所以只是因为几天没有吃药？我说了这句话，也知道自己肯定得不到答案。我意识到我马上就要哭了。
我现在把那种感受告诉你，因为我非常需要你理解我的恐惧。我觉得我时刻在忘记自己，所有关于自己的现实。并且我感到自己永远不会变好，永远被栓在同一座石磨上转圈，还每每幻想自己正在前进。我多滑稽啊，我滑稽得简直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自己。
我想起二狗描述自己看见的病人的生活：反复的，无望的。我们不都是一样的吗？
但最近的经历似乎逐步让我脱离原先对这一切体验、概念、身份的感知。暂时是模糊的。我更倾向于觉得，这些的确没什么意思。大概就像是我前面说的，就像痔疮。它有诸多不便，甚至毁灭了你的一部分生活和前景，让你疼痛难安。可是它毕竟只是个痔疮。去治疗，或者忍耐，总之就是这样——你就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在“活着”这个不可估量而连续的跨度上来回跌宕起伏。它很普通，你也是。
这种模糊但柔和的触感极大宽慰了我。我感到自己非常普通，因此有机会成为任何人，有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任何身份认同。非常好。
这件事我早就知道。尤其是在前年真正和龟子详聊后。甚至每当我尝试写些什么展望的话来鼓励自己时，我都尝试这样想。但由外界真实的体验内化的感受是不同的。就像很多话你早已见了无数遍，却或许在很多年后才领会。我很庆幸自己熬到了得以切身体会的这一刻。
因此，我短暂地质疑了自己，尤其是前些年的态度和做法。我觉得过去的那个自己太敏感和悲观了。
很快我又否定了这种说法：你不能因为你现在换了一个环境，得到了医生和朋友的帮助，感受到了被关爱和体谅的安全，就落井下石地认为过去的自己太脆弱。那是一段漫长的，无助而绝望的时间，我努力地长大成人，不应该再被自己羞辱了。
过去我试图理解关于自己的所有事。我急着阅读，学习，然后为自己下定论。现在我不再认为这是必要的，甚至嫌弃它耗费了我太多的精力和感情。但这是因为现在我有资本保持无知，我可以什么都不知道，只保留一种对异样和痛苦的感知，然后我去求助，有人会救我。这样就够了。然后我把其他所有情绪投入我的现实，我会好好生活。
我要求自己把它理解成一种新的必须去珍惜的幸福，而不是又一个自我羞辱的理由。我会继续改变的。我会尽量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