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论方法
潘绥铭 黄盈盈 王东
叙事结构，故事/知识社会学，社会角色，性别，田野
从普拉莫对于“故事社会学”的界定(Plummer,1995)出发，笔者暂且把“叙事套路”理解为有一定路数的语言表达形式，其背后是一套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政治与文化之中，同时也形塑并主导着大多数人对于某些人群或者议题的理解与解释。具体来讲，至少包括以下意涵（黄盈盈，2020）：
1.从范围来说，主要指向研究领域以及纪实类（非虚拟）媒体报道中的故事生产，包括研究对象的叙述以及研究者/采编者的叙述。宽泛地讲，表述主体触及故事生产诸多台前幕后的社会角色，具体到一个访谈中，也可以更为简单地理解为被访者的习惯性表述与研究者的提问与解释路数。
2.这套表达形式有一定的语言结构与情感特点，并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不断积淀与固化。
3.套路的形成受一定特征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也在使用过程中加固着既定的思维方式。
4.习以为常的表述逻辑可能是日用而不知的文化惯习（比如我们所熟悉的表态文化）与潜移默化的思维方式使然，也可能在刚开始是出于某些有意图的（吸人眼球、风险规避、自我保护、更容易受到资助或者得以发表）、精心策划的甚至带有欺骗与隐瞒性质的应对方式，但是用得久了、说得多了也就逐步具有了正当性并开始指向“事实”与“真相”。
5.套路形成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与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包括狭义的政治，也包括学术政治与社会运动文化）有关，具体的表现形式也会随着历史变迁而有所不同。
6.从社会效果来讲，“叙事套路”往往会勾勒甚至代表某些人群的形象，在社会层面，对人或事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解与解释，最终形成卷入更为明显的权力关系的排他性话语，在某些情境与语境下很容易成为“唯一真相”从而导向社会偏见、歧视甚至压迫。
基于笔者的经验，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是破解“叙事套路”的可能路径。
第一，破解“套路”首先需要发展积极的批判思维。这里的批判思维应超越社会学经典范式之中对于“社会冲突”“阶级/阶层”的认识，吸收带有反思性与具身性思考的人类学与知识社会学的相关内容，把包括研究者、研究对象以及众多社会角色在内的“故事生产者”纳入批判性思考与分析的范畴，尤其是对于唯智主义偏见以及同样具有俗人面向的研究者经常不自知的“常识”保持警惕。这种强调了反身性思考的批判思维需要我们对于叙述所隐含的社会规范与道德秩序以及（多重）政治性时刻保持着警惕，对于不同社会、不同人群、不同角色的“常识”之间的共性与冲突要有所了解，在尊重经验现实与生活逻辑的基础上对于充满尘埃的资料要能够做出复杂分析与多种可能性的探讨。这种批判思维不仅需要我们看到显在的权力关系，也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形塑惯习与规范的力量—“日常生活”既能带来抵抗现有叙事套路与话语体系的生成性力量，同时也具有限制与保守的一面，具体要看我们秉持怎样的态度、具备何种程度的社会洞察能力。之所以在批判思维前面冠之以“积极”，是因为这种批判是建设性的、是为了（也能够）导向更好的叙述。
第二，破解“套路”需要历史建构论的视角，并在跨文化、多重社会中探寻叙述的开放性与多种可能，也因此，带着建构主义色彩的历史学（尤其是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谱系学）、带着开放性与反身性思考的人类学与强调社会情境、结构、秩序、规范、多重社会角色、互动关系（包括权力关系）的社会学之间的跨学科视野非常重要。这种视野可以帮助我们跨越边界，保持动态与开放的思考，以及深化我们看待人、生活与社会的洞察力。也唯有如此，把握现实的“复杂性”才有可能。
第三，在积极批判的视角之下，在时间的积淀之上，在对变化着的社会情境与语境的持续把握之中，“套路”的破解还需要在更为具体的方法之“术”的层面增进材料的厚度与广度以及对材料、人物、事件、生活、社会的综合理解。许多学者已经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论述并积极实践之。比如，对于跳出“访谈”的多种方法的强调（尤其是结合文献与强调观察、聊天、旁听、体验等多种方式并用的长时间参与观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多点田野之间的比较与补充），对于另类与边缘的重视，对于权力范式之外“记忆的微观”的捕捉（刘亚秋，2010），对于“言说”的局限以及“不可说”“遗忘”等议题的关注都是值得为之努力的方法尝试。笔者也曾基于性/别类的经验研究，针对“不可说”与“我要讲”这两类常见的叙述挑战与陷阱，提出可以“扩展田野的边界”的实践尝试，“另类个案与另类故事讲述的找寻，直接间接的故事听多了，多维材料的积累与时间经验的沉淀，都可以帮助我去窥探与想象（常见）表达之外的东西，去检视蕴含于故事套路与“常态”的规范与权力，去捕捉在记忆的微光中闪现的那些生活真实。”（黄盈盈，2018b）